和子女分处三大洲，相隔两大洋！杭州老夫妻晒出27年前两封家信，看完热泪盈眶！

前两天，85岁的俞大伯亲自来快报，送来了一本书，扉页上写了两行字：“自编家书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。”

86岁的寿阿姨正从近千封家书里选择编抄。 老伴俞永嘉 摄

《家书摘编》，编者：寿湘君、俞永嘉。俞永嘉是俞大伯本人，寿湘君是他老伴，他俩在生活中和书里都以“老俞”“老寿”相称。

俞大伯今年5月中风，经抢救出院后，和老伴一起在家选稿、编稿。 老伴寿湘君 摄

俞大伯是退休记者，寿阿姨是离休编辑。1978年，儿子俞进考上北大，后留学法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，又成为法国终身教授。女儿俞勤，上世纪80年代考上中科院研究生，后去美国深造，获得生命化学博士学位，成为美国终身教授。

此后30多年，一家人分处三大洲，相隔两大洋，书信成为彼此的牵连。《家书摘编》就是老两口从多年积攒的近千封家信里编抄的100来封信件，“仅将此书献给——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”。

我用一个晚上看完了整本书，其中两封27年前的信，让我看得热泪盈眶。

一封是1991年12月9日，儿子儿媳从法国巴黎寄来的。

爸爸、妈妈：你们好！

12月5日晚上，我们回家时，收到了你们11月29日发出的长信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。还没来得及进屋，就站在门槛上，看起了信。随着妈妈的字迹在我们眼前一个个地跳过，我只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冰窟窿。我们面临一个个不愿接受，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爸爸得了这可恶的膀胱肿瘤，我们心里都十分难过。同时，又觉得十分惭愧。

为了把我们养育成人，爸、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爸爸的病根也许就此埋下了。而现在，是你们最需要有儿女在身边照料的时候，我们却远在天边。从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想象今年六月份那段可怕的日子里，你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爸爸身受疾病的折磨，又要担心手术是否成功。妈妈“千斤重担一肩挑”，孱弱的身体，经受了巨大的压力。这叫我们做儿女的怎能不心痛？

今天下午，我和阿勤通了电话，一致认为，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，爸、妈都应把实情及时告诉我们。我们虽然远在天边，但可通信、打电话，及时沟通，分担爸、妈的痛苦和压力。

爸、妈的心思，我们做儿女的十分清楚，即使在最艰难的关头，你们也总是为我们着想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但这次最使我痛心。

我们心里明白，爸妈是多么希望我能在你们身边生活和工作，但每到我选择前途的关头，你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朝前走，一次又一次地忍痛割爱。这是因为你们真正地爱我，爱你们的儿女。没有这种崇高的爱，我和阿勤都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好成绩、好状态。想到这些，我止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
另一封是1991年10月12日，女儿女婿从美国波士顿寄来的。

爸爸、妈妈：你们好！

今天早上，接到哥哥的电话，知道爸爸病了，顿时心乱如麻。不知现在是否一切都好? 听哥哥说，爸爸恢复得不错，我们才稍感放心。 只是你们不该瞒着我们。这段时间，妈妈一定很辛苦。

爸爸、妈妈，我爱你们。你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

 我需要经常接触到、感觉到、听到、看到你们。只有这样，我才快乐，才不感到孤独。

随信寄上500美元，你们将支票存到银行，三个月后，就可随要随取。

据我所知，爸爸得病的部位并不可怕，只要不掉以轻心，治疗得早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

我们身在国外，心系双亲，时时牢挂着你们，盼着你们的来信。望爸爸妈妈千万保重……

俞大伯和寿阿姨的中年、老年，绝大部分时间和儿女远隔重洋。他们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脚、奋斗打拼、成家立业、功成名就时，在杭州的夫妻俩相濡以沫，生了病互相照顾，从来没在病中把情况告诉孩子，只是在痊愈出院后，才在信里轻描淡写地提上几笔——这也是老夫妻早就达成的共识。

儿子女儿小时候的全家福

1989年，寿阿姨突发阑尾炎开刀，当时女儿俞勤正在上海申请出国。

“你妈妈出手术室后的第一句话，就是：我生病的事，不要告诉阿勤。她要集中精力对付答辩。爸爸理解她的意思，也赞同她的意见……”俞大伯后来才在给女儿的信里讲了一句。女儿读后泪流满面。

1991年，俞大伯查出来膀胱肿瘤，住院、治疗、手术、康复……时间跨度长达一年，但他们没在信中向孩子们提过一个字。

直到1992年，俞大伯才在写给女儿的信中，讲到这段日子。

“现在看来，爸爸的身体还行，一直坚持检查、服药、锻炼，自我感觉正常、良好。这一切，多亏你妈妈督促、服侍。别的不说，40℃高温天气，每天仍坚持煎两次中药。一般人可能吃不消，而你妈妈一年360天，每天两次，将中药送到你爸爸手中。此情此景，爸爸怎能不喝？又怎能不坚持喝呢！爸爸还是这句老话：有你妈妈在，爸爸的身体不会出大问题，望你们尽管放心……”

昨天，我在俞大伯家里问老夫妻俩，“为什么不把生病的消息告诉孩子呢？你们一定很想见他们，他们也一定想回来看看你们”。

寿阿姨平静地说，“出了事重要的是想办法，儿女在那么远的地方，告诉他们徒增压力……”俞大伯在旁边轻轻点了点头。

真的不想他们回来吗？

过了一会儿，寿阿姨喃喃说了句，“老了，孩子在身边也好。”

俞大伯拉着我来到儿子女儿两个房间中间的墙上，指着一幅画：一棵树上有两只老麻雀，一只小麻雀扑翅回飞，旁边题字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

俞大伯说，“当初不告诉他们，也是为了孩子以后能有出息。现在我俩老了，飞不动了，也盼着他们回来……”

画的下边，是俞大伯自己写的一幅字，“今日儿女各西东，骨肉分离绞心痛。只盼他俩双展翅，两老在家乐融融。”

今年5月8日上午，俞大伯住进浙大一院急救中心，确诊是“脑梗死”即“中风”，住院13天。

这次生病住院，儿子女儿都在身边。

2014年6月，俞进被上海市列入“千人计划专家”名单。2016年10月起，正式在上海交大任职。2017年10月，他辞去了在法国的一切职务，专心回到上海交大任职，讲学、科研、带研究生。

女儿俞勤任教于纽约一所大学，同时经常回母校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等相关院校开会、讲学、交流。

昨天，俞大伯气色红润，两眼有神，身体恢复得很好。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。他的书桌前贴着 “愉快生活每一天”几个大字。

“我现在每天坚持读报、写作、听广播、看电视、散步、做操、游泳、摄影……且生活尚能自理，力争多活些年头。”俞大伯说。

见习记者 刘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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